明清时期，西方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编写了汉语教科书等读物，这些书籍推动了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及中外文化交流。其中，童谣等通俗易懂的文本受众面广，传播效果较好。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（BaronGuidoVitale）和美国传教士何德兰（IsaacTaylorHeadland）分别对清末北京地区的童谣进行了收集与英译，笔者在此将通过介绍其英译成果的相关信息，探析它们的传播效果。
收录体现民俗的清末北京童谣
威达雷出版了名为《北京儿歌》（ChineseFolklore:PekineseRhymes）的童谣集，作为外国来华人士学习汉语时的读物。该书初版于年，是最早由外国人收集、整理、翻译的北京儿童歌谣集之一。《北京儿歌》由当时较为重要的天主教印刷机构北堂印书馆（Pei-T’angPress）印制，共页，收录了首广泛流传的童谣，每首童谣的相关内容都由三部分组成，即中文原文、注释（Notes）和翻译（Translation）。注释部分既包括对童谣背景的说明，即在什么场合下传唱、传唱时是否伴有一定的动作等，也包括遵循一定的体例进行的字词解释，即先标音后解释其含义。这些被解释的字词大多是经过挑选的，不仅较有特色，而且能够体现北京的民俗文化。翻译部分则往往是中文原文的逐句对译。
何德兰则将其收集到的北京童谣整理成了《孺子歌图》（ChineseMotherGooseRhymes），于年由美国黎威勒公司（FlemingH.RevellCompany）出版。《孺子歌图》全书共有余页，包括封皮、百子图、前言、正文四个部分，使用厚五彩道林纸以珂罗版法印制，非常精美。这本书在进行排版时，是以英文为主的，采用的是按照英语国家的惯用方式进行排印，另附中文原文的方式。其正文部分共收录首童谣，除了以中文原文、英文标题、英文译文来介绍这些童谣外，何德兰还为绝大部分童谣附上与其内容紧密相关的图画，极富生活气息，展现了清末北京的民俗风情。
这两部作品均对后来的北京历史民俗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。中国学者周作人在《儿歌之研究》中引用了《孺子歌图》所收录的童谣，现代民俗学者常惠也认为《孺子歌图》较好地展现了当时北京的社会状态。
造成海外传播差异的主要因素
虽然威达雷和何德兰均被认为是中国童谣收集的先行者，但与《北京儿歌》相比，《孺子歌图》在海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。《孺子歌图》的出版加深了海外学者对中国童谣的了解，并促使部分学者开始进行相关研究。这些学者后来表示，《孺子歌图》中的童谣展示了中国儿童的日常活动和生活环境；这些童谣所包含的讽刺意味和某些道德规范是值得深思的，而其中对于儿童的优缺点的看法，与西方国家有相似之处。
《北京儿歌》和《孺子歌图》为同一种文体，且均为西人收集整理翻译而成，但其海外传播情况却差异较大。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三个因素有关。其一，出版地与出版公司。就出版地而言，《孺子歌图》在美国出版，让更多的西方读者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这本书；《北京儿歌》在中国国内出版，相较《孺子歌图》而言，需要跨越更远的传播距离，在19世纪末交通、通信等均不发达的情况下，其传播自然受到了不利影响。就出版公司而言，《孺子歌图》由以出版汉学著作闻名的黎威勒公司出版发行，其在海外的影响力也超过了北堂印书馆。
其二，创作目的与目标读者群体。《孺子歌图》的创作目的是向美国儿童展现中国儿童的日常生活，包括他们的家庭生活及其平时所做的游戏等；而《北京儿歌》则是一本专为汉语学习者编纂的汉语读物，旨在介绍中华文化，并帮助汉语学习者提高阅读能力和汉语水平。因而，《孺子歌图》的受众范围要比《北京儿歌》更广，也会引起更多人的
